新任局长回乡遇姑姑被恶霸欺负，叫嚣谁来都，下一秒当场瘫软

新任局长回乡遇姑姑被恶霸欺负，叫嚣谁来都不怕，下一秒当场瘫软

我叫赵建军，今年四十六岁，刚调任江城市公安局局长不到一个月。

说“新任”其实也不算太新，到任第二十七天，该摸的情况摸了个大概，该见的人见了大半，但屁股还没坐热，文件堆了半桌子，每天睁开眼就是会，闭上眼还是会。秘书小陈说我这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说我这三把火烧得自己都快成灰了。

那天是周五，下午四点多，我正在办公室看一份扫黑除恶的阶段性汇报，手机震了。拿起来一看，是我妈。

“妈，怎么了？”

“建军啊，你什么时候回来一趟？”我妈的声音有点不太对，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那种压着事儿的语气，我在公安系统干了二十多年，这点直觉还是有的。

“出什么事了？”

“没出什么事，就是你姑……你姑最近身体不太好，你回来看看她。”

我妈这个人，一辈子不怎么会撒谎。她说“没出什么事”的时候，语气比说真话的时候快了半拍，我听得出来。但我没追问，因为追问了她也不会说。我妈的嘴比我们局里审讯室的防盗门还严实，她不想让你知道的事，你用撬棍都撬不开。

“行，我明天回去。”

挂了电话，我把小陈叫进来：“明天周六，我回一趟老家，你帮我安排一下。”

小陈愣了一下。他跟着我也快一个月了，知道我是从外地调过来的，老家在隔壁市下面的一个镇子，开车大概两个半小时。他犹豫了一下，说：“赵局，要不要我带两个人跟着？”

我知道他的意思——局长下基层，带随员是规矩。但我摇了摇头：“不用，我回去看个亲戚，私事，不搞那些排场。”

小陈没再说什么，但我知道他转身出去之后就通知了办公室，安排了一辆不显眼的车，让司机老周明天早上来接我。这些人情世故，他们比我懂。

周六一大早，老周开着那辆黑色的帕萨特在楼下等我。我换了一身便装，深蓝色的夹克，黑色的裤子，脚上一双老北京布鞋，看起来就跟镇上那些退休老干部没什么区别。老周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在想：这局长怎么穿得比我还朴素。

车上了高速，两个半小时的路程，我靠着座椅闭了一会儿眼，脑子里过了一遍局里这周的几个案子。扫黑除恶进入攻坚期，下面报上来的几个线索都不够深，得再往下挖。还有那个跨省追逃的专案，嫌疑人在云南边境露了头，得协调当地公安配合。事情多得排着队，我这个新局长像是被扔进了漩涡里，不扑腾就得沉下去。

但此刻，这些事都被我妈那个电话压了下去。

我姑。

我妈没说名字，但我知道她说的是谁。我有两个姑姑，大姑嫁到了外县，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什么好操心的。小姑赵秀英，嫁在了镇上，姑父早年去世了，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表弟去年考上了大学，去了省城，家里就剩她一个人。

小姑住在镇东头的老街上，一间门面房，前面卖点杂货，后面住人。我小时候有一半的寒暑假是在她家过的，她给我煮面，总是卧两个荷包蛋，自己一个都不舍得吃。后来我上了警校，工作了，调到外地，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年回去一次，有时候两年。每次回去都想去看看她，但总是忙，忙着开会，忙着办案，忙着往上爬。

等我爬到今天这个位置，回头一看，小姑已经六十多了，头发白了大半，腰也弯了，一个人守着那间杂货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想到这里，我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

车下了高速，又走了二十多公里的省道，拐进镇子的时候，刚好是上午十点多。老街还跟记忆里差不多，窄窄的，两边是那种九十年代的骑楼，一楼开店，二楼住人。路面坑坑洼洼的，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织，把天空切成一块一块的。

老周把车停在街口，我说：“你在这儿等我就行，我走过去。”

我下了车，顺着老街往里走。街上的店铺稀稀拉拉开着，卖菜的、卖肉的、卖五金杂货的，跟二十年前没什么两样。有人认出我来，喊了一声“建军回来了”，我笑着点点头，没有停。

小姑的杂货铺在街中间偏东的位置，门口摆着两个塑料筐，一个装土豆，一个装洋葱。卷帘门半拉着，里面的光线很暗，看不清楚。

我正要走过去，忽然听见一阵嘈杂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

不是普通的说话声，是有人在吵架。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大，带着骂骂咧咧的腔调，中间还夹杂着东西摔在地上的响声。周围有人在劝，但那个男人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凶。

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走近了，看清楚了。

小姑的杂货铺门口围了一圈人。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穿着一件花里胡哨的衬衫，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链子，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不知道装着什么。他正对着门里面叫骂，声音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

“赵秀英，我告诉你，今天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以为你是谁啊？开了个破店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在咱们镇上，还没有我李彪办不成的事！”

周围有人在劝：“彪哥，算了算了，秀英姨也不是故意的——”

“什么不是故意的？”那个叫李彪的男人一把推开劝架的人，“她铺子里的水管漏了，把我墙皮泡了，我让她赔三千块钱，过分吗？三千块钱都拿不出来，你开什么店？”

我站在人群外面，视线被前面几个人挡住了。但我听见了另一个声音，从那间昏暗的店铺里传出来的，很轻，很哑，带着一种我听了几十年的熟悉。

“我真的没有三千块钱，彪哥，你就行行好，我回头找人帮你把墙补上——”

那是小姑的声音。她的声音比我记忆里老了很多，沙哑了很多，但那种低声下气的、生怕得罪人的语气，跟小时候她跟邻居解释为什么我家院子里的鸡跑到了别人家时一模一样。

“补上？”李彪的声音更大了，“你拿什么补？拿你那些破土豆补啊？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拿钱，我把你这破店给砸了信不信？”

“彪哥，真的没有，我儿子上大学刚交了学费，我手头真的没钱——”

“没钱是吧？好，那我帮你清货！”

话音未落，就听见哗啦一声，是什么东西被掀翻的声音。然后是塑料筐滚在地上的声音，土豆和洋葱骨碌碌地滚了一地。周围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有人往后退了几步，但没人敢上前。

我感觉自己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

我扒开人群，走了进去。

地上果然是一片狼藉。两个塑料筐倒扣在地上，土豆和洋葱滚得到处都是，有几个已经被踩烂了，泥黄的汁水淌在灰扑扑的水泥路面上。小姑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外套，头发乱糟糟的，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她的眼眶红红的，但没有哭，嘴唇抿得很紧，下颌微微发抖。

看见她的那一瞬间，我的眼眶先于我的理智热了一下。

我想起了小时候，她给我煮面的时候，往碗里卧荷包蛋，每次都是两个。我说姑你也吃，她说姑不饿，你吃。后来我妈告诉我，每次我走之后，小姑都要吃好几天的咸菜，因为钱都给我买鸡蛋和肉了。

而此刻，这个曾经省下鸡蛋给我吃的女人，正被一个比她年轻三十岁的男人欺负，被骂得不敢还嘴，被掀翻了赖以谋生的货摊，周围站了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敢帮她。

因为我站在人群外面。

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走到她身边。

“小姑。”我叫了一声。

小姑抬起头，看见了我。她的表情先是一愣，然后眼眶里的泪水终于兜不住了，顺着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淌下来。但她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叫我，只是站在那里，像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终于等到了大人。

李彪转过身来看着我。

他比我高半头，壮得像一堵墙，脖子上的金链子在阳光下晃得人眼睛疼。他的脸因为愤怒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整个人散发着一股酒气。

“你是谁？”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语气里的轻蔑像是从鼻子里挤出来的。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侧头问了小姑一句：“他刚才说的墙是怎么回事？”

小姑抹了一把眼泪，声音哆嗦着说：“上个月下大雨，店里水管裂了，水漏到他家墙上了，他说要赔三千块钱。建军，我不是不赔，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我说帮他找人修，他不干，非让拿现钱——”

我点了点头。水管裂了，漏水泡了墙皮，这种事情在老旧小区里太常见了。正常来说，几百块钱就能搞定的事，三千块，明显是讹人。

“听到了？”李彪抱着膀子，下巴朝我扬了扬，“你姑姑把人家墙泡了，赔钱天经地义。你是她侄子？那你替她给呗。三千，一分不能少。”

“三千？”我说，“漏个水泡个墙，三千块，你这墙是金的？”

李彪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跟他顶嘴，在这条街上，还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他往前逼了一步，几乎贴到了我的脸上。酒气扑面而来，混着他身上劣质的香水味，熏得人想吐。

“你他妈谁啊？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这条街上，哪个不给我李彪三分面子？你算什么东西——”

他后面的话没有说完。因为他看见了。

我撩开了夹克的衣襟。

里面是一件制服衬衫。深蓝色的，肩上扛着一级警督的警衔。腰间的警用皮带扣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就一下，但足够他看清上面的警徽和那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

李彪的嘴还张着，但声音突然就没了。他脖子上的青筋还在，但那股嚣张的气焰像被人一盆水浇灭了，只剩下满脸的惊愕和茫然。他的目光从我的制服衬衫移到我的脸上，又从我的脸上移到我身后的老周身上——老周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上来，他穿着便装，但他那个站姿、那个眼神，公安系统出来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江城市公安局，”我看着李彪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赵建军。你有事可以到局里来找我。”

名字报出来的那一刻，我看见他的瞳孔缩了一下。

赵建军。这个名字，他在新闻里见过。上个月全市公安局长调整的新闻，市电视台播过，报纸登过，本地论坛上还有过帖子。江城市新任公安局局长，赵建军，原省厅刑侦局副局长。

就是眼前这个穿着老北京布鞋、深蓝色夹克、看起来像个退休老干部的中年男人。

李彪的腿开始发抖。不是夸张，是真的在抖，牛仔裤的裤腿肉眼可见地在颤。他的脸色从红变白，从白变灰，嘴唇哆嗦了好几下，终于挤出了一句完整的话。

“赵……赵局长……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她是你姑……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就是跟她闹着玩的，那墙的事，算了算了，不要了，我自己修，我自己修就行……”

他说着就要往后退。但我的目光钉在他脸上，他挪不动步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定住了。他的眼珠子乱转，从围观的人群中寻找退路，但人群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密了起来，把他围在了中间。

“站住。”我说。

他的身体猛地一僵，像被点了穴。

“我让你走了吗？”

他的脸已经白得像一张纸了。嘴唇还在哆嗦，但这次一个字都没挤出来。他那个金链子还在脖子上晃荡，但此刻看起来不再嚣张，反而像个滑稽的道具，像一条拴在狗脖子上的铁链，提醒所有人他是什么货色。

我没有再看他，而是转向小姑。

“小姑，这个人以前欺负过你吗？”

小姑看着我，又看了看李彪，嘴唇动了动，没说话。但周围的人群替她说了。

“欺负过！去年还砸过秀英姨的摊子！”

“彪子在这条街上欺负人不是一天两天了，工商、税务、派出所，他都有关系，谁惹得起他？”

“上次老张家的店，也是被他讹了五千块，老张气得住了半个月医院！”

声音从人群里冒出来，一个接一个，像是憋了很久的洪水，终于找到了决口。

李彪的脸从白变成了灰，从灰变成了青。他的额头上开始冒汗，大颗大颗的汗珠顺着太阳穴往下淌，滴在他那件花里胡哨的衬衫上。

我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刘所，我是赵建军。你在所里吗？在。你现在带两个人到镇东头老街来一趟，小秀杂货铺门口，有个情况需要处理一下。”

电话那头愣了一秒，然后连忙答应：“马上到，赵局！”

刘所是镇派出所的所长，姓刘，叫刘建国，我在公安系统的内部通讯录上见过他的名字。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新上任的市局局长第一次跟他通电话，是在这样的场合。

挂了电话，我看着李彪，声音不大，但很稳，每个字都像是钉在地上的桩子。

“你刚才说，谁来你都不怕？”

李彪的腿终于撑不住了。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一样，软了下去，顺着那扇卷帘门的门框，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滑坐到了地上。金链子歪到了一边，衬衫皱成了一团，脸上的嚣张已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绝望的表情。

他不是在怕我。他是在怕那身制服背后的东西——法律、规矩、以及他横行霸道这么多年、以为永远不会来的报应。

周围的人群安静了一瞬，然后爆发出一阵低低的议论声。有人在笑，有人在拍手，有人在跟旁边的人说“看见没有，彪子也有今天”。但没有人大声叫好，因为大家都还在消化这个画面——这个在镇上作威作福了好几年的恶霸，此刻像一摊烂泥一样瘫在地上，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

小姑站在店门口，她的眼泪已经不流了。她就那么看着李彪瘫在地上的样子，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不是解恨，不是快意，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像是放下了什么东西的释然。

我走过去，弯下腰，把倒扣的塑料筐扶起来，把滚了一地的土豆和洋葱一个一个捡回去。有几个已经被踩烂了，烂泥一样的汁水沾在我手上，黏糊糊的，我没在意，继续捡。老周也蹲下来帮我捡。然后是小姑，她也蹲下来，跟我一起捡。

“建军，”她小声说，“你回来了。”

“嗯，姑，我回来了。”

“你瘦了。”

“没有，还那样。”

她不再说话了，低着头捡土豆。她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有泥，指节粗大，像是干了一辈子重活的人的手。她捡土豆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激动。

刘所来得很快。不到十分钟，一辆警车就停在了街口，刘建国带着两个民警小跑着过来。他四十出头，国字脸，看起来很精神，但此刻脸上的表情又紧张又惶恐，像是来面试的新人。

“赵局长，对不起对不起，我来晚了——”他一眼看见瘫在地上的李彪，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职业的冷静。

“刘所，”我直起身来，拍了拍手上的泥，“这个人你认识？”

“认识，李彪，本地人，有前科，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我们所里处理过他好几次。”

“好，”我点了点头，“今天他在我姑姑店里寻衅滋事，掀翻货摊，威胁恐吓，现场有十几个人证。你按程序处理，该立案立案，该拘留拘留，不用考虑任何关系。”

刘建国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种东西——大概是“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的确认，也可能是“终于有人要动这个人了”的感慨。他转过身，朝两个民警一挥手：“带走。”

两个民警上前，一左一右把李彪从地上拽起来。李彪的双腿还在发软，几乎是被架着走的。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被塞进了警车，车门关上的一瞬间，我看见他在后座上低着头，肩膀在发抖。

警车开走了。围观的人群渐渐散了，但有人走的时候还在回头看我，眼神里有好奇，有敬畏，也有一种很质朴的、让人心里发暖的东西——那是老百姓对“有人管事了”的期待。

小姑的店门口安静了下来。阳光从头顶直直地照下来，照在那一地狼藉的土豆和洋葱上，照在小姑花白的头发上，照在我沾着烂泥的手上。

我帮小姑把店门口收拾干净，把那些还能卖的土豆和洋葱重新装进筐里，摆好。烂掉的那些扫进簸箕，倒进街边的垃圾桶。老周去买了瓶矿泉水，我接过来洗了手，水是凉的，但手心是热的。

小姑一直在旁边站着，看着我忙活。她不说话，就那么看着，像是在看一件很久没见但一直惦记的东西。

收拾完了，她拉了拉我的袖子：“建军，进屋坐。”

我跟她进了店。店里还是老样子，货架上摆着各种杂货——盐、酱油、方便面、卫生纸、小孩吃的零食。空气里有股潮湿的霉味，混着洗衣粉的香味，那是小姑身上的味道，我从小闻到大。

她在后面的小屋里给我倒了杯茶。杯子是搪瓷的，白底蓝花，杯口磕了个小豁口，但洗得干干净净。茶是普通的绿茶，泡得浓浓的，喝起来有点苦。

“姑，”我端着那个搪瓷杯子，“这种事不是第一次了吧？”

她没回答，低头搓着围裙的角。

“姑，你跟我说实话。”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让我心酸的东西——是一个老人不想给晚辈添麻烦的倔强，是一个被欺负惯了的人已经学会了不抱怨的隐忍。

“也不是什么大事，”她说，“彪子那个人就是嘴上凶，其实也没把我怎么样——”

“他都把你摊子掀了还没怎么样？”

小姑又低下头，不说话了。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把搪瓷杯子放在桌上。茶水太烫，我喝不下去，但那股苦涩的味道已经在嘴里散开了。

“姑，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

小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像被人揪了一下的话。

“你在外面当官，不容易。我不能给你添麻烦。”

当官。不容易。不能添麻烦。

十二个字，像十二根针，一根一根扎在我心上。

我在外面当了这么多年官，从一个普通民警一步步走到今天，我没求过人，没收过礼，没干过一件对不起这身制服的事。我自以为清白，自以为对得起这身警服。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我的亲姑姑被人欺负了，连打个电话都不敢，因为怕“给我添麻烦”。

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不是清官，我只是个当外甥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刘建国发了一条消息：“李彪的事情，查到底。不光今天的事，以前的事也查。有受害人，一个个找。该并案并案，该深挖深挖。”

刘建国秒回了一个字：“是。”

放下手机，我端起那杯茶，这次没吹，直接喝了一口。烫，苦，但咽下去了。

“姑，”我说，“以后有什么事，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不管什么事，不管什么时候，你打我就接。”

小姑看着我，眼眶又红了，但这次她没哭。她伸出手，放在我的手上，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指节还是那么大，但这一次，她没有发抖。

“建军，”她说，“你比小时候胖了。”

我笑了。她也笑了。笑的时候，她眼角那几条深深的皱纹舒展开来，露出年轻时一定很好看的眉眼。

我坐在小姑的杂货铺里，喝着那杯苦茶，窗外的阳光慢慢移着，从东边移到了西边。街上有人来来往往，有人探进头来看一眼，喊一声“秀英姨”，然后又缩回去了。

没有人知道，这个正在跟姑姑喝茶聊天的中年男人，刚刚打了一个电话，让一个在镇上横行多年的恶霸彻底栽了。

也不需要有人知道。

我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走之前我去街口的ATM机上取了两千块钱，折回来塞在小姑手里。她不要，推了好几个来回，我说：“姑，这是给你买鸡蛋和肉的，你要是不要，我就天天回来陪你吃咸菜。”

她终于收下了。把钱折得小小的，塞进外套里面的口袋里，用手按了按，确认放好了，才松手。

我走出店门，阳光扑在脸上，暖洋洋的。老周已经把车开到了街口，站在车旁边等着我。我回头看了一眼小姑的杂货铺，她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卷帘门的门框，一只手朝我挥了挥。

我朝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坐到车上，老周发动了车，问我：“赵局，回市里？”

“回。”

车驶出老街，拐上省道。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农田和村庄一掠而过。手机震了好几次，是局里发来的消息，有请示工作的，有汇报案情的，我一一回复了。

回复到一半，我的手停了下来。手机屏幕上是小陈发来的一条消息：“赵局，明天上午九点，市里有个会，您看材料我发您邮箱了。”

我打了两个字：“收到。”

然后我又打了一行字，给小陈的：“帮我查一下，临溪镇派出所近三年的治安案件记录，重点查一个叫李彪的人。另外，让法制支队派个人下去，指导一下临溪所的办案。”

小陈回了一个“收到”，后面跟了一个问号。他想问什么我知道，但他没问，我也没有解释。

有些事情不需要解释。

车上了高速，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了山丘，又从山丘变成了城市的高楼。我给小姑发了一条消息：“姑，到家了。有事打电话。”

过了几分钟，她回了一条语音。我点开听，背景音里有人在咳嗽，大概是隔壁的老王头。

“建军，回去好好工作，别惦记我。今天的事，谢谢你。”

我把那条语音听了两遍。不是因为她说得多好听，是因为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很久没有在她声音里听到过的——那是踏实，是安心，是知道身后站着一个人的笃定。

我关掉手机，闭上了眼睛。

脑子里忽然浮现出李彪瘫在地上的那个画面。他跪在地上，金链子歪着，衬衫皱成一团，脸上的表情从嚣张变成恐惧，从恐惧变成绝望，然后整个人像一摊烂泥一样软了下去。

他不是被我吓瘫的。他是被自己做过的那些事压垮的。他做了那么多坏事，欺负了那么多人，每一次都得手，每一次都平安无事。他以为他会永远这样下去，以为这条街上没有人能动得了他，以为“法律”两个字只是电视里的新闻。

然后他遇到了一个穿着老北京布鞋、蹲在地上捡土豆的公安局局长。

这个世界有时候很荒诞。恶人横行的时候，正义总是姗姗来迟。但迟到，总比不到好。

帕萨特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路两边是广阔的田野，麦苗青青的，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绿油油的光。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看起来那么安静，那么祥和，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好的事情。

但我心里清楚，在这片安静祥和的底下，还藏着多少像李彪这样的人，还压着多少像我小姑这样不敢吭声的普通人。

他们有的在镇上，有的在村里，有的在城市的老旧小区里，有的在你看不见的角落里。他们被欺负了不敢报警，报警了没人管，有人管了也不了了之。他们不是不想反抗，是不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次反抗了，下一次会不会被打得更狠。

我的手机又震了一下。我低头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赵局长，谢谢你今天帮我妈。她一个人在老家不容易，我在外地上学回不去。谢谢你。”

没有署名，没有落款。但我知道是谁——是我小姑的儿子，我表弟，在省城上大学的那个。

我没有回复这条短信。不是因为不想回，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告诉他，你不用谢我，这是你哥应该做的。我也想告诉他，你在外面好好读书，家里的事有哥在。我还想告诉他，这世上还是有人会管事的，这世道还是会有公道的。

但这些话太长了，短信写不下。

我关了手机，靠在座椅上，窗外的阳光有点刺眼，我伸手把遮阳板放下来。遮阳板背面夹着一张照片，是我和小姑的合影，好几年前拍的了，那时候她头发还没这么白，脸上的皱纹还没这么深。

老周在专心开车，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低沉的声音和轮胎碾过路面的沙沙声。

我闭上眼睛，眼前又浮现出小姑站在店门口朝我挥手的样子。

她的手不大，但挥得很用力，像是在说——建军，你走吧，我没事了。

我知道她没事了。

至少今天，至少这件事，她没事了。

但那些还没有被看见的、没有被听到的、没有被保护的普通人呢？那些像我小姑一样不敢吭声、不敢报警、不敢给“当官的”添麻烦的人呢？

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他们以为穿上这身制服的人，就是他们的靠山。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夹克，夹克里面是那件制服衬衫，肩上的警衔在暗处看不清楚。但没关系，看不看得清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那里。

只要它在那里，总有人会看见。

总有人会知道，这世上的恶不是没有人管，这世上的善不是没有人护。

车进了市区，高楼大厦重新围拢过来，把天空挤成窄窄的一条。手机又开始震了，是小陈打来的。

“赵局，明天那个会的材料您看了吗？有个数据需要您确认一下。”

“你发过来，我晚上看。”

“好的。还有，临溪所那边刘所刚才来电话了，说李彪的事他们已经立案了，涉及几起旧案，正在找受害人取证。”

“让他依法办理，不要因为我打过招呼就搞特殊化。依法，该怎样就怎样。”

“明白。”

挂了电话，车刚好拐进公安局大院。我下了车，整了整衣领，朝办公楼走去。门口的哨兵立正敬礼，我点了点头，推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门。

走廊很长，灯很亮，我的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办公室里，那半桌子文件还在等我。

我把夹克脱了挂在衣架上，坐下来，打开台灯。

窗外，城市的万家灯火次第亮了起来。